江永女書的筆順特征解析

內容摘要:作為世界現存的唯一女性文字,江永女書有著獨特的筆順特征。通過對江永女書的田野考察及其傳承人的口述采訪,進行記錄與梳理,并與方塊漢字進行對比,分析女書從右到左的筆順及其影響下形成的斜弧為主的筆畫、傾斜菱形的外形等特征。透過這些形式特征,可以發現其內在的創作意圖,即交際的隱蔽需要、女性的反抗意識兩個方面的深層原因,彰顯了民間女性獨特的設計智慧。
關鍵詞:江永女書、筆順、筆畫、外形


作為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的創造和使用,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種族之分而沒有性別之分。但是,在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鎮及其附近地區流傳著一種由當地女性創造且只在當地婦女中使用的獨特而神奇的文字,即時下流行觀念中所稱的江永女書。對此,早在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縣調查筆記》一書(上冊)永明(江永舊稱)縣部分的“花山”條中,就明確記述了女書在當時的使用情況[1]。當地女性以女書這種不為男人所認識的專用文字構筑了自己的精神家園,不僅與男人用通用字(方塊漢字)同時并存,且互不干擾。作為世界現存的唯一女性文字,江永女書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文字學和語言學等領域,影響較大的女書學者主要有宮哲兵、謝志民和趙麗明等,他們多元化的考證與思辨推動了女書研究的進展。然而,從設計學視角對女書所進行的研究較少,對其重要問題筆順更是極少提及,且存在著碎片化現象。本文以江永女書的筆順特征為切入點,進而挖掘隱含在設計特征之中的內在邏輯及其主要原因。

一、江永女書筆順的設計特征

與方塊漢字相比,江永女書書寫符號的外在形式與眾不同,至少有著從右到左的筆順、斜弧為主的筆畫以及傾斜菱形的形體等三個主要的設計特征。但是大多相關學者對女書這三個主要特征僅是簡單提及,對其相互關系更是沒有進行探討。實際上,女書的筆順、筆畫與外形三個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有其內在的關聯性,即從右到左的筆順在其中起著主導作用,直接影響到女書斜弧為主的筆畫以及傾斜菱形的外形等特征的形成。

1.從右到左的筆順

筆順包括筆畫的走向以及寫字時筆畫出現的先后順序[2],以上兩者有其自身的基本規則,但在很多方面存在著一致性。此外,筆順還有一層意思,即行筆的通順。這是很多研究者認為的由“筆”與“順”兩個字組合而成的詞語所應該具備的兩層意思。如果說漢字筆順的基本規則是第一層意思的顯性表達,那么人們對于書寫實踐而進行的長期的艱辛探索,正是為了實現第二層意思所要表達的書寫目標。因此,一個字采取什么樣的筆順,并沒有必須遵循的先在規則,而是要服從于長期的書寫實踐。[3]千百年來,人們大多是以右手操控工具進行書寫的。由于古漢文字與圖畫密切相關,有著同一性,也就談不上筆順,更不可能有其固定規則。小篆是象形古文字的結束,隸書是從圖畫文字到筆畫文字的轉折點,從那時起漢字逐漸擺脫古文字書寫的描畫方式。雖然隸書以后今文字也在不斷發展演變,但其筆畫走向大致呈現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從左上到右下的總體趨勢[4]。與此相一致的是,筆畫的先后順序也呈現出這一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右手執筆時,從左到右的運筆方式順應了手的生理機能,從而便于漢字書寫。

1.女書從右到左的筆順(根據省級女書傳人胡美月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江永女書”四字的過程繪制)

1.女書從右到左的筆順(根據省級女書傳人胡美月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江永女書”四字的過程繪制)

與漢字筆順很不相同,江永女書的筆順主要是從右到左、從上到下、從右上到左下(圖1)。通常情況下,當右手拿著工具,并從右邊往左邊書寫時,腕和肘兩個關節所形成的活動范圍正好呈扇形狀,隨著手的自然移動,也就產生了與這種特定運動軌跡相匹配的筆畫特征。如果刻意去改變這種軌跡,關節與手都會感到不舒適,不但書寫不順暢,甚至難以寫出預想的筆畫。顯然,由于受到手的生理機能的制約,從右到左的書寫走向并不能隨意地寫出任何筆畫,而只便于少數特定筆畫的書寫。也許是出于系統性的考慮,在大多情況下筆畫的先后順序也與從右到左的筆畫走向保持了一致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右到左的筆順對于女書獨特筆畫特征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斜弧為主的筆畫

2.女書的基本筆畫(根據胡美月用毛筆書寫的女書點、豎、斜、弧筆畫繪制)

2.女書的基本筆畫(根據胡美月用毛筆書寫的女書點、豎、斜、弧筆畫繪制)

筆畫是不間斷的各種形狀的點與線,獨立起落,是最小的書寫單位。方塊漢字有點、橫、豎、撇、捺、折、鉤、提八種基本筆畫。與漢字明顯不同,江永女書的基本筆畫較少,只有點、豎、斜、弧四種筆畫(圖2)。而尤為突出的是,與漢字以橫、豎為主的筆畫特征不同,女書以斜、弧兩種筆畫為主。斜筆畫有著右上向左下、左上向右下兩種不同方向的傾斜,且以左斜居多。最富有特色的筆畫是弧筆,筆畫起筆、收筆一樣粗,但弧度、方向、長短不完全相同,線條豐富而富有動感。以斜、弧筆畫為主的女書沒有筆鋒,最原始階段的書寫工具是樹枝、竹篾一類的硬筆[5]。值得關注的是,現在女書的書寫工具大多是軟筆,再加之傳承人不斷創新,和漢字書法一樣,現代女書也開始有筆鋒的變化(圖3、圖4、圖5)。

3.國家級女書傳人何靜華用毛筆書寫的“一帆風順”四字

3.國家級女書傳人何靜華用毛筆書寫的“一帆風順”四字

4.胡美月用毛筆書寫的“江永女書”四字

4.胡美月用毛筆書寫的“江永女書”四字

當然,女書斜弧為主的筆畫特征不是偶然的,而是從右到左的筆順特征所附帶形成的。當右手拿著筆從右邊往左邊書寫時,這時候腕、肘關節的活動范圍受到一定限制,使得手不能任意而只能在一定空間內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筆畫書寫的難易程度不完全一樣,即最容易書寫的筆畫是從右上向左下方的左斜,包括橫在內的一些筆畫卻難以書寫出來。而從外形上來看,弧、斜兩種筆畫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可以說弧筆畫實際上就是由左、右兩種不同方向的斜筆畫組合而成的。可見,從右到左的筆順為一些筆畫的形成提供了內在支持,是女書筆畫以斜弧為主特別是左斜居多的重要原因。不難看出,女書斜弧為主的筆畫特征看似是民間女性不經意的創造,實則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是書寫經驗和女性智慧的綜合體現。

5.最年輕的女書傳人胡欣用毛筆書寫的“江永女書”四字

5.最年輕的女書傳人胡欣用毛筆書寫的“江永女書”四字

3.傾斜菱形的外形

一定特征的筆畫按照一定的組合關系可以構成文字的相應外形。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文字中的形體與筆畫不是孤立存在的,外形是由若干筆畫所組成的,它不能脫離筆畫而存在,而筆畫又服務于文字的外形和總體特征。實際上,不同文字的筆畫特征各異,外形也不盡相同,這就形成了風格迥異的書寫符號系統。顯而易見,在文字中筆畫與外形是有機聯系的統一體,不同形態的筆畫形成與之相匹配的外形特征。

6.胡美月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的《女書之歌》

6.胡美月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的《女書之歌》

漢字主要由橫、豎兩種筆畫構成,橫畫呈水平狀,豎畫呈垂直狀,這兩種筆畫的組合關系為縱、橫向平行以及“十”字形垂直相交,各個組成部分呈上下縱向、左右橫向排布,這就使得漢字形體呈方塊狀,視覺上給人端莊穩定之感。與漢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江永女書主要由斜、弧筆畫構成,弧筆畫又是由兩個方向的斜筆畫所組成,因而女書實際上就是由分別向左、右方向大致呈45度傾斜的多個斜筆畫所構成,其組合關系為左、右斜向平行以及“×”形斜向交叉,這也就使得女書形體呈斜菱形(圖6)。與女書“多”字外形相一致的是,其各個組成部分左右錯開排列,左部分在下面,右部分在上面,左下角為最低點,右上角為最高點。由于筆畫、外形等方面的綜合作用,造成女書搖曳飄逸的窈窕之美,并與其創造與使用主體的形體特征保持了很好的呼應關系,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女性文字符號風格系統。

二、江永女書筆順的主要原因

江永女書的筆順特征不是隨意為之,體現著創作者對其交際需要的精心設計,是當時女性出于自身社會地位的深入思考,隱含著內在的創作意圖,主要表現在交際的隱蔽需要、女性的反抗意識兩個方面。

1.交際的隱蔽需要

山村婦女創造女書符號的初衷,來源于傳統社會中她們交流感情、排遣郁悶等方面的生活需要。舊社會下的江永女性沒有人身權利,更沒有權利享受教育。婚前被鎖在閨房中做女紅,婚后三天就回到娘家,不能和丈夫在一起生活,直到生育后才能回到婆家,也不能與丈夫以外的男性交往。因此,男女被分成兩個不同的世界,女人只能和女人交往,從而形成一個“女兒國”。[6]可見,舊制度下封建禮教使得男女之間的正常交往被隔絕,由于女性社會內部交流的需要,使得江永女性對交際工具的渴望,這就為女書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

江永女書書寫符號的誕生正是基于這種生活的需要,使得當地女性通過文字交流變為現實。這種異形文字通過“七姐妹”、“姑娘會”等特殊社會活動形式在當地婦女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她們常相邀聚集,一起學習女書,交流經驗。[7]晚清時期女書在當地極為盛行,大部分婦女都能讀能寫,少數不會寫的也多會讀。讀紙、讀扇還是當時江永婦女最喜愛的活動。[8]當地女性通過女書來實現彼此的情感交流,以此來減輕心中的煩惱,從而獲得精神上的寬慰。由于社會條件的制約以及女性自身的特點,民間女性在表達情感的方式上有著自己獨到的考慮,并對推進這一書寫符號交際功能的安全性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從右到左的筆順、斜弧為主的筆畫以及傾斜菱形的外形等特征共同形成的女書都與漢字迥異,因而只有在特定的人群中使用,女書才能實現信息的無障礙交流。會女書的江永女性一見到這些書寫符號,便知其所記錄的信息。而習慣于漢字書寫符號的男人不認識女書,無法懂得其中的玄機,這也就使得女書的交流內容保持了高度的安全性。

更為重要的是,從右到左的筆順影響下形成的斜弧為主的筆畫特別是傾斜菱形的外形與婦女紡織、女紅圖案相同或相似[9],而女紅又是往昔女性生活中最常見不過的物質形式,與女紅有著相似性的女書自然不容易引人注意。顯然,正是創作者發現了女書與女紅之間的外在聯系,并借用女書來交際,不認識女書的人會把其當成是普通女紅而不會產生懷疑,女書的交流內容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隱蔽性。可見,江永女書是當地女性為其情感交流所創造的一種隱蔽方式,實際上已成為女性社會內部的密語。從設計學的角度來看,江永女書符號的斜菱形造型在二維平面上呈現出三維空間感,每一個字符都是一個獨立空間。由于其所具有的隱蔽性,女書符號實際上給當地女性提供了一處心理得以保護的安全場所,一處宣泄情感的自我王國。

2.女性的反抗意識

舊制度下的江永社會“男尊女卑”思想盛行,男性占據社會的主導地位,女性則受到封建禮教的壓迫,沒有社會地位。這種特定的社會狀況為江永女書的產生、流傳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女書符號記錄的絕大部分內容與女性受壓迫的現實有關,其重點是哭訴做媳婦的苦處和難處[10],大都反映已婚婦女清苦辛勞的一生,表達她們充滿血淚的內心苦楚[11],從此也可看出女書流傳的社會背景。顯而易見,受到封建禮教壓迫的當地女性意識到男女的不平等,創造了傳女不傳男的女書,并表達了千百年來中國許多女性不敢言傳的內心感受,最后“人死書焚”。

在我國傳統社會,左右有著嚴格的區分,“左”象征著地位高貴,而“右”意味著地位低下,在尊卑貴賤、輩份高低和地位等級等方面都遵從先左后右的排列順序。作為交際工具,漢字不可避免地受到“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等夫權思想的影響,并在多方面可以找到若干證據和表現[12],舊時在江永漢字就被稱之為“男書”。綜上可看出,自新文字以來延續至今的從左到右的書寫順序與“男尊女卑”思想有著某種聯系。而大多學者認為,女書歷史不十分古老,甚至很可能是近代的產物。[13]女書所借用的漢字多為簡化字,在古代簡化漢字稱為“俗字”。宋元俗文學的流行才使俗字多了起來,到清末在民間俗字更是空前普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證明女書創造期應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就在清代。[14]

因此,很可能是出于對“男尊女卑”思想的反叛,江永女性創造了一種與方塊漢字從左到右的筆順截然不同的專用文字來表達她們的內心世界,體現了她們的獨立與反抗意識。與江永女書所記錄的內容一樣,其獨特的書寫順序也與封建社會中當地女性的受壓迫處境有著密切聯系。作為女性的專用文字,江永女書是當地女性精神的重要載體,與漢字相反的從右到左的筆順特征正好契合了她們的精神需求,因而這種書寫符號受到當時女性的認同與接受,并與之產生共鳴,自然能融入到女性生活之中。顯然,女書是女性意識到自身生存境況后的反叛表現,極大地增強了當地女性的自我存在意識和群體歸屬意識。由此可見,這種由內而外散發著獨特設計特征的女書書寫符號是當地女性在發現自我、表現自我的過程中形成,也是女性反抗意識的物化。

結語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寓所”,而文字是人類記錄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作為世界上現存的唯一女性文字,江永女書因女性而生、為女性而用,滿足了當地女性排遣內心苦悶的心理需要,也是她們不可缺少的交際工具。作為一種特殊的書寫符號,江永女書與方塊漢字風格迥異,在從右到左的書寫順序的直接影響下,形成了斜弧為主的筆畫以及傾斜菱形的外形特征。這種獨到筆順影響下所形成的筆畫及外形特征造成了慣于漢字書寫符號系統的男人不能識別,與女紅有著相似性的特點又使得女書交流內容因為這種隱蔽性而得到了有效的保護。當然,這種從右到左的筆順不是憑空臆造的,而是當地女性基于她們所處的社會地位而表現出的獨立與反抗意識。在這里,江永女書的筆順、筆畫以及外形特征與交際的隱蔽需要、女性的反抗意識形成了某種異質同構的對應關系,使得女書外在形式與內在原因達到了統一,體現了民間女性的集體智慧。不難發現,女書書寫符號的形成無疑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它反映了傳統農業社會中當地女性的心理需求和精神狀態。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課題“江永女書造型要素和構成設計規律研究”(編號:XSP17YBZC154);南華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培育項目“江永女書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編號:2018XZX25)。

注釋
[1]趙麗明:《中國女書的發掘與研究》[J],《婦女研究論叢》,1993年第1期,第42頁。
[2]費錦昌:《現代漢字筆畫規范芻議》[J],《世界漢語教學》,1997年第2期,第15頁。
[3]孫學峰、王向華:《論筆順》[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3卷第5期,第20頁。
[4]同[3],第21頁。
[5]謝志民:《“女書”是一種與甲骨文有密切關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遺和演變》[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年第6期,第59頁。
[6]宮哲賓:《女書興衰的社會原因》[J],《求索》,1992年第1期,第73頁。
[7]謝志民:《江永“女書”概述》[J],《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第68頁。
[8]同[7],第67頁。
[9]宮哲兵:《論江永女書決非先秦古文字》[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1卷第6期,第131頁。
[10]宮哲賓:《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湘南瑤山采風記》[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第127頁。
[11]趙麗明:《奇特的文化現象:關于中國婦女文字》[J],《中國文化》,1989年第1期,第56頁。
[12]楊德峰:《試論漢語中的“男尊女卑”觀念》[J],《中州學刊》,2000年第2期,第112頁。
[13]同[1],第45頁。
[14]同[9]。

本文已發表于2019年第9期《裝飾》。


作者
張曼華
簡介
張曼華,南華大學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深圳市平面設計協會會員。